辽宁沈阳牡丹社区——举措惠民生 服务暖民心******
辽宁沈阳牡丹社区——
举措惠民生 服务暖民心(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今天早餐咋样？”早晨不到7点半，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晖走进社区老年餐厅，一边刷卡买饭，一边向正在用餐的老人们打招呼。“味道好，还便宜。”几位老人很是认可。
“下午盛京医院医生来社区义诊，大伙儿别忘了去。”王晖叮嘱。见有老人带着孙辈来吃饭，她又上前说道：“社区‘四点半课堂’新开了水墨画免费课程，小朋友有兴趣可以去听听。”
今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牡丹社区考察时指出，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一老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要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强养老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养老服务。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事关千千万万家庭幸福安康。社区要积极开展各种公益性课外实践活动，促进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牡丹社区着力加强“一老一幼”服务，提升社区服务功能，让居民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老年餐厅 就餐放心
“大爷大妈开饭了，有黑米粥、茶叶蛋、炒土豆丝、大枣馒头……”7时15分，牡丹社区居民微信群里，社区老年餐厅厨师张万里上传了刚刚录制的小视频。
看到信息，71岁的居民孙兴月带着保温饭盒走向餐厅。“一人6元钱，早餐管够。”孙兴月说，“老伴常年生病卧床，全靠我照顾，没工夫做饭。老年餐厅帮了我们大忙。”
“咱社区已经建成40多年了，现有3000多户居民，老年人比例超过40%。老年人中，空巢老人比例也超过40%。不少老人年迈体弱，对他们来说，做一日三餐是个很重的负担。”王晖说，2021年7月，牡丹社区引入第三方机构，开设了老年餐厅，推出适合老年人的少油、少糖、少盐、口感软糯的菜品。
“刚开始是一荤两素，现在一餐有五六个菜可以选择。”孙兴月说，不仅菜品更加丰富，前不久还增设了晚餐，“以前我家的晚餐，经常是把留出来的午餐热一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也是我们社区工作的根本遵循。不少老年人希望提供晚餐服务，我们就跟第三方机构协商，增加了晚餐。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出，希望提供送餐服务，我们也采纳了。”王晖说。
“安大爷，晚上吃点什么？有土豆炖牛肉、炒菜花……”下午4点多，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居民安国祥。
“两荤一素一汤，你们看着搭配吧。”电话那头，传来安国祥的声音。老人今年83岁，老伴身体不好，得知老年餐厅开展送餐服务，他马上办了月卡，线上点餐，配送上门。
半小时后，安国祥从送餐人员手中接过热乎乎的晚餐，“一共11元，便宜又省心。”
目前，牡丹社区在老年餐厅就餐的居民，已从最初的每天二三十人增加到200多人。
居家养老 服务周到
理发，每次按0.5小时结算；助浴，每次按2小时结算；室内清洁，每次按1.5小时结算……其中，重度失能老年人每月可免费享受服务时长45小时；中度和轻度失能老年人每月可免费享受服务时长30小时；80周岁以上老年人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的70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给予3小时免费居家养老服务——在牡丹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墙上展板展示着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内容和补贴标准。
今年以来，沈阳市着力优化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以60周岁以上的低保户、低收入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80周岁以上老年人等为服务对象，在200个试点社区开展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牡丹社区是试点社区之一。
安国祥和老伴均已年过八旬，两人每月可享受共6小时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昨天，我选了室内清洁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当天就上门打扫卫生。”安国祥说，“你们看，家里多干净。”
倡导志愿者与31户社区老年困难家庭结对帮扶，为社区45名孤寡老人提供每日走访服务……开展试点工作之际，牡丹社区主动作为，针对特殊困难老人推出更多关爱服务。王晖介绍：“今年以来，社区安排社工和网格员每天走访孤寡老人，掌握健康情况。”
眼看着天要下雪，王晖记挂74岁的孤寡老人单书清，吃罢午饭就拨通了她的电话。挂了电话，裹上羽绒服，王晖来到单书清家。“天快下雪了，您出门要注意保暖。”王晖叮嘱完，又问，“您的智能手环弄好了没？”
单书清捋起袖子，露出手腕上崭新的智能手环：“好啦！昨天社工过来就帮我整好啦，能测血压、看时间和一键呼救。有急事就呼你们。”
从单书清家出来，王晖来到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点开社区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在健康数据查询一栏输入单书清的名字，电脑屏幕上立即显示出相关数据：高压127毫米汞柱，低压79毫米汞柱；心率74次/分钟；血氧98%……“我们为每一位孤寡老人配备了智能手环，社区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掌握老人的健康动态。”王晖说。
教育课堂 陪伴成长
翻滚、侧旋、穿过障碍物、点刹着陆，一气呵成。在牡丹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二楼大厅，9岁的栾家瑞操作航空模拟飞行设备，控制飞机完成一个又一个技术动作。在他身旁，还有11名孩子，每人都在操作一台设备。“我很喜欢航模课程，最近学会了操作新机型，有空就来练。”栾家瑞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
来自皇姑区航空实验小学的科技教师李岩，正在一旁指导。“社区邀请我们在这里开设航空模拟飞行课程，一周两次，报名的孩子越来越多。”李岩说。
二楼小教室里，3排6张长桌上，笔墨纸砚已备好，12名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不时抬起小手，模仿着运笔着墨的动作。教室外墙上张贴着课程表：绘画、书法、篆刻……
7岁的张凯博正读小学一年级，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水墨画课程。“孩子愿意学，我们也想培养他的兴趣爱好。这个课堂确实好。”他的妈妈吴云告诉记者。
学校放学，社区“开学”。5年前，牡丹社区免费开设幸福教育课堂，为社区特困家庭、双职工家庭等儿童提供课业托管、兴趣培养等公益课程，被居民们称作“四点半课堂”。
“我们邀请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和志愿者来为孩子们免费讲课，社区3到12岁的孩子都能报名。如今已开设20多门课程，累计有近万人次上课。”王晖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在牡丹社区考察时指出，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我们将继续做好‘一老一幼’服务工作，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和大家一起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展望未来，王晖充满信心。 (人民日报 记者 辛 阳 刘佳华)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